2009-02-09 01:52:41寶兒(芳瑜)

失控的電台


時間開始倒數,副台長手拿茶杯,腳踩著高跟鞋,喀答喀答,從容地步上樓梯。五、四、三、二、一,「親愛的聽眾朋友早安,歡迎收聽XXXX,我是XXX…」彷彿千年不變的開場白,鬧鐘一般分秒不差地從麥克風裡流洩。

我望著窗外纏綿的淡水河景,似乎也有歲月悠悠,可以就此安享餘年的錯覺。然而我的心卻有如孤舟,在周遭聲浪中載浮載沉,與身邊的事物格格不入。

離開有線電視電影台之後,我踏入另一個陌生的領域──廣播電台。即便學生時代也同別人一樣聽余光的西洋樂、藍青的搞笑耍嘴皮,但我不曾對廣播有夢,這份工作無疑只是助我跳離前一個泥沼的浮木。

        將我挖角至此的林經理又在辦公室大聲咆哮了,許多資深員工露出又畏懼又不滿的複雜表情。這個經理出身廣告圈,空降至此,主要是幫忙闖蕩廣播界二十多年的正副台長扛起「整頓」電台的重責大任。我協助獻策與負責公關事務,被編派了一個華而不實的職稱──公關指導,因為除了自己,無人需要我的指導。

九○年代中期台灣的天空異常擁擠,有線電視與新電台的執照紛紛開放,然而比較起有線電視的嶄新,廣播無疑是古典風華的大眾媒介。不少老廣播人轉戰新電台,氣定神閒的聲調尬上林經理的高分貝咆哮,彷彿毫無交集的頻道,除了沙沙的雜訊,溝通只是徒勞。


我雖是林經理「挖角」而來,可是性格南轅北轍,她急燥,我鎮定;她主張高壓,我崇尚懷柔;她在電台裡疾走如暴風,我則晃蕩似幽靈。我這才明白,我倆的合作,一開始就註定困難重重。

我們唯一重要的決策,是將電台定位為女性電台(不是音樂電台或新聞電台,而是古怪地以性別定位)。搭著當年「MTV音樂台,好屌!」的電視廣告,我們在西門町圓環做了醒目的看板廣告:「沒有了女人,男人屌什麼?」除此之外,我再沒有什麼偉大作為了。我既不主持節目(因為說話有點童音加上結巴),邀約知名主持人及來賓、歌手也用不著我。雖負責宣傳電台,但廣播節目炒作新聞的機會其實不多,唯一能另闢的小徑,就是不時和報社合辦活動,以及事前提供重要來賓的採訪,以文字形式讓電台在平面媒體發聲。即便我耳邊還是響著林經理說過的話:「我們一定可以大幹一場!」但我卻一點也樂觀不起來。

原本具挑戰性的工作,很快就成了例行。電台知名度和收聽率也只有小幅提昇。而主安逸的老員工和高壓暴烈的林經理,才是最可怕的鬥爭,我夾在中間,裡外不是人。

果然,「大幹一場」的機會來了!一家高雄崛起的新興電台(而且是領導品牌)決定展開北中南收購,串聯起地方的電台,準備形成全國聯播網,第一眼相中的就是我們。

傳言中的新老闆開始不定時在電台出現。我與新老闆投緣,而我「清新」的性格以及優秀的背景,很快就成為老闆眼前的紅人,偶爾也跟著出差高雄觀摩。此刻,二、三十人的小公司明顯一分為二:正、副台長、「新老闆」與他帶來的一名員工、林經理,以及我,屬於最核心卻也最危險的這一邊。

眼看光明在望,電台即將坐大,林經理也不時面帶微笑,鮮少高聲叫罵了,窗外的淡水河河水彷彿也跟著清澈許多。


        誰知,一覺醒來,豬羊變色!

新曆年過後的某個早晨,我一進辦公室,桌上便躺著一個白色信封。林經理、我以及那個「新老闆」的助理等人,一起被解雇了。原因是舊老闆反悔,不同意收購的價格,決定不賣電台,我們這些「亂臣賊子」就這樣無預警地被轟出大門。那個助理收拾包包,平靜地被「過去式的新老闆」領走了。我和林經理則抱著紙箱,宛如兩片枯葉,孤伶伶地飄盪在淒冷街頭。林經理在我一旁氣得直跳腳,而我卻有一種想笑的衝動:終於,從這場鬧劇中解脫了。


        她像是被卸下兵權的將軍,眼冒火球地盯著我,直到後來我才明白,由於我的隨和搖擺,一度被她視為臥底,可能休息一陣就要回電台上班(事實上,我才是鬥爭的犧牲者)。


        收購不成的「新老闆」很夠意思,隔天晚上設宴慰勞我們,並藉機緊握我的手,證明我屬於這一國。不久後還找了辦公室,收留我們這一批被掃地出門的「難民」,準備整軍再戰。

        巧的是,我在同一天拿到了醫院的驗孕報告,優雅求去,婉謝了他的好意。經過這場波折,我就此揮別職場,回家去,恰似一江春水東流,不回頭。


(自由時報 自由副刊 200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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