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博士化的博士

這兩天我急急掠讀《海德堡歲月人文紀事1945-1951》；作者是從俄國戰場回來而被英國俘虜，在英國戰俘營獲釋的德國年輕軍人尼可拉斯‧宋巴特；他從戰俘營獲釋，才二十二歲；二十二歲的他，帶著希特勒瘋狂意識型態下的傷害與戰爭的摧折，以及發動戰爭而又戰敗的羞恥，來到德國少數未受破壞的大學城海德堡，彌補他高中畢業就投入戰場的失學之苦。

戰後的德國，在各種反省意識、哲學理論、社會運動中逐漸甦醒，而作者筆下的海德堡，勾勒出這種具有啟明力量的知識分子精神；最令我感動的，是宋巴特為了扭轉自幼及長在學校教育中所接受的黨衛軍式的歷史詮釋與訓育，而自己擬定的，成為一個獨立的「知是公民」所應具備的「基本知識」。



一萬本書。
三打的哲學體系。
兩千種音樂作品。
兩萬件造形藝術作品。
一萬條歷史數據。
五千本傳記。
兩萬零一條自然科學的知識。

然後他說，獲取這個基本知識，基本上要花二十年的時間。書中說：「這不只是技藝技巧的問題，也是如何有效工作的問題。當我還認為我的學業是通往知識公民的途徑，並把這是為一個文明人為一值得追求的目標時，我知不知道自己走上了怎樣的路途？」

當我作為一個博士生，以這個清單檢視自己這幾年來的閱讀與藝術修養，我只能承認我一直以來都理解自己的貧乏與羞愧，我沒有讀一萬本書，沒有兩千種的音樂作品，可能連一千條的歷史數據都沒有，即使從碩士班以來即對科普或數學理論感興趣，卻也沒有兩萬零一條自然科學知識。而列出這些條件的作者，竟然能後設地反省這些條件的必然性，這個民族的知識份子，在反省時，會是多麼透徹。

宋巴特是從德國古典哲學開始，在海德堡開啟一段安身立命的求學過程；他描述著：「我們來自市民家庭，學習還是理所當然的事，不需要擬定生活計畫，保持著求職的意圖，我們有點瞧不起那些對學習十分嚴肅的同學，真對國家考試或候補官員，仔細規劃還要修習的課程，我們不必理會休克、研究課程證書及期中考試，我們理所當然地在大學中自我安排，聽我們覺得有趣的課，上我們喜歡的教授的課，從系圖書館把我們能拿的書扛回自己的房間。」

他讓我想起我唯一純心讀書的大學歲月，那時我沒有碰觸任何嚴肅的哲學論著，但拼命地讀著圖書館中所藏有的中國文學、西方文學，特別是德國文學的作品，宋巴特一再提起的玻璃珠遊戲，正是大二的時候，一再審讀一再回味的好小說；那時我沒有想過修課的問題，也沒有仔細規劃學習內容，我在哲學系與中文系中，流連來回聽著自己想聽的課。

倒是碩士班和博士班，到底台灣師大和台大，給了我怎樣的反思？我開始有了一些題目，一些深入關注的思想，我可以感知我體內的窄化作用，在德國哲學裡，我開始關注康德，開始一字一句地讀著純粹理性批判，而那些，那些更古老的、更後起的，就被我放著無限蔓延地擱置；我開使用需要與否考量我應該讀哪些書，腦袋漫遊的部分被刪減，所有的閱讀，都朝著博士論文的目標訓育而成。

宛若一場戰爭，而且是一場小心翼翼的緩慢戰鬥。

這樣的我，還能稱的上博士嗎？

我為何而來？我是為了中華文化而來的，是為了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而來的，我沒有三套哲學體系，只有儒家與道家，這是我浸潤其中，深愛不已的；一萬本經典離我很遠，有的經典連讀一遍都困難，像是儀禮，我多次拿起，多次發下絕心要讀完，卻沒有一次成功。

我跟使君說起這本書喚醒我的力量，他說很好啊，但那時代已經過了，我真不願意指責他的錯誤，因為戰亂而帶來的啟明，與發動戰爭卻又戰敗的羞辱，在我心中的衡量，絕對比我們這個時代來的慘痛多了，然而那時代有在煙硝四起中定意要為生民立命的學者，於是我可以仰望唐鈞毅先生，可以仰望牟宗三先生，可以仰望馬一浮先生，可以仰望錢鍾書先生，可以仰望熊十力先生，然而這個時代，在我們要蛻變成為文化承擔者的時代，我可以仰望誰呢？

而我自己又將變成哪一種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