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語言」之兩三事（中）

　世界上所謂的主要語言和少數語言，這樣相對的概念，其實原因就跟上篇提到的民族和語言數量為何不相等，是可以共通的，舉凡自然地理、宗教信仰、階級地位、生活方式、軍事政治都會造成語言的相對變得強勢或弱勢。

　每種語言的發展模式，都可說是如出一轍：從單音節詞彙開始，慢慢發展出多音節的詞彙；在文化層次日益豐富之下，語言的內容也從生活中的核心詞彙開始，衍生成一般詞彙、專業詞彙；文法系統也從約定俗成的基本文法，衍生出一套準則，進而產生修飾過的精緻文法，並出現文學創作。

　既然每種語言都有同樣的立足點，那麼，為何一個語言會變得「主要」或「強勢」呢？最簡單的理由當然就是：在一個使用著某種語言的群體，與另一個語言的群體有了交集，於是，很可能產生其中一種地位提升、另一種衰退的情形；兩種以上的語言有交集時，語言的便利度和擴充性，便決定了這個消長的結果。
　
　語言的便利度，決定了它能否廣為流傳？對一個語言群體而言，語言最初就是自然產生，所以該群體成員，基本上都能自在地操作著固有語言，這也就是所謂最有親切感的「母語」；然而，隨著生活上的需要、文化腳步的演進，在某些制度或習俗的需求出現後，是會導致了原本的固有語言不敷使用、表達出現困難，此時就有可能產生語言便利度的問題，假設：某一個居住內陸、以游牧為生的民族，他們的語言裡應該是有大量牲畜、豢養相關技術的成分，而鮮少提及植物、農耕相關的方面；當這個民族一旦遷徙至耕種為主的農業地帶，則原本語言、昔日經驗必將產生不足之處，可想而知，他們必須要學習更有利於新環境的語言表達方式，用以替代原有的語言。所以，由此可知，環境的改變或文化的演進，是會衝擊到一種語言的便利度，影響其能否普及。

　除了語言本身特質之外，一種語言要能夠普及，尚有另一項重要的媒介，就是：語言是否被書面文字化、這過程有一點類似產品標準化的感覺。對身為漢族（或某些人所謂的華人文化圈）、使用著幾千年悠久歷史的漢字的絕大多數台灣同胞或中國人來說，這個感受並不太深刻，因為漢字早已根深蒂固地影響了大家的生活，想想看：在大家日常生活裡要找到一個完全沒有漢字的地方，實在很難。不僅是漢語（或稱北方官話、華語）這種語言，是寫得出文字來的；在台灣或中國各地的漢族支系或族群，即使講著差異甚大的方言或區域性口音，但一寫出來的卻都是共通的漢字；甚且還更可觀的是，出了漢族分佈的範疇，到了韓國、日本，抑或數百年前的越南，這些地方看到漢字所發出來的音，跟漢族所操諸語的發音，竟也非常接近。若以西方而言，拉丁拼音字母的創制與流傳，增加了歐洲國家在語言文化方面之鞏固或拓展。總之，經由時間累積之下，可觀的文字普及度，將使得語言流傳非常方便，所以文字在語言的發展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相反地，許多民族的語言，就是在缺乏書面記載、單靠口語來傳承的情況下流失的，如本台之前的文章《初探西夏文明》即有述及，西夏黨項族雖發明了文字，但此種文字筆畫甚為複雜，人們學習和使用都不便，造成流傳上的困難，不僅文字失傳、幾成密碼，更導致西夏語言至今成為死語。還有很多語言，則在諸多因素影響之下，假借其他文字符號來對應書寫，這種情況在大國周圍的小國經常出現。

　而語言的擴充性是指：一種語言雖有不變的發音聲韻元素、約定成俗的文法規則，但相對上，詞彙這項元素卻是可變性高的，能隨著人們生活所需而無限創新。語言是先有基本詞彙，其後伴隨著與外族（亦即其他語言）互動，新增更多的外來詞彙，不止促進民族或群體的文化多樣性，且有助於語言在不同場合、不同領域的廣泛應用。我們由此可推知：假如一個語言的擴充性太低，表示它無法跟隨時代而進步，容易遭到淘汰。英語就是語言經年累月擴充的最佳例子之一，從起初的盎格魯、薩克遜方言進展成為古英語，一千多年來陸續受到拉丁語、希臘語、法語的影響，逐漸形成現代英語；近代仍持續吸收來自各大洲、各語系的外來詞彙，使得英語變成世界上字彙最多、讀音最沒有規律的語言。

　另外，某些人為因素也能夠使一種語言得以躍升主要語言或淪為邊緣語言，舉足輕重的條件，那就是宗教、軍事、政策這些具有強制力的制度。因為宗教傳播，牽動到語言發展普及的情形，阿拉伯語是一個很適合的代表例子：阿拉伯語最早僅止於阿拉伯半島的閃族使用，但隨著伊斯蘭教的傳播，阿拉伯語取代了西亞或北非民族既存的語言，現在並成為二十多國的官方語言、聯合國的法定工作語言之一；而即使許多非以阿拉伯語為官方語言的國家，也由於宗教上的關連性，日常不少詞彙是以阿拉伯語來發音，例如：東南亞的馬來西亞和印尼皆以馬來語為母語，中東的伊朗說的是波斯語，這兩種語言都跟阿拉伯語分屬不同語系，但他們問候語的發音，卻都源自阿拉伯語的「salam」（或拼讀成Selam，意似英語的「hello」）。

　而論到軍事因素，此種影響力量可能是包含了文明上的根本滅絕或是政治體系、學術技藝方面的植入，導致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間的語言勢力有所消長，最顯著之史例為：地理大發現至帝國主義盛行期間，歐洲國家挾強大艦隊及武器向外拓展勢力，於是，其後兩三百年間，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法語、英語，都成了南美洲、大洋洲、非洲許多國家地區的主要通行語言，當地固有、已流傳千年以上的語言則迅速失傳或淪為方言，常用人口甚且只能以萬人計。

　至於，政治因素影響語言興衰的昔日史證，不妨就連結我們台灣各媒體報導中經常談到的「國家語言」、「母語」這個頗具火藥味的議題吧？看看中國數千年歷史，中原的漢族文化自古以來持續影響四周各地區民族，其中也包含了語言層面，這個現象發展至近代，隨著民族自決的浪潮，地區民族主義者逐漸發動語言、文字或其他反撲，但由於政治立場的相互扞格，這方面訴求往往難獲滿足，而構成社會不安定的一種隱憂。

　即使不藉由強制因素，常態性的文化交流，還是會造就語言的廣泛傳播，各民族都有不同的生活習俗方式，這也會造成他們的語言，是否在某個文化面向能佔有主導地位，長久下來，使用上的周延性或表達上的細緻程度，會自然地被人們淘汰篩選，最後會在該文化面向留下大量的語言詞彙，例如：拉丁語雖然是一種式微、接近滅亡的語言，但由於早在羅馬時代奠定的文化學術基礎，兩千年來持續影響著歐洲各地，迄今在醫藥或生物學領域的專有名詞，仍幾乎都採用拉丁語。
　
　再來以文明古國印度來舉例，它是印度教和佛教的發祥地，宗教支配著整個印度半島上數億人口的社會結構和內在思想，體現於哲學、文學、科學等領域，從斯里蘭卡、西藏、中國、日本、緬甸、泰國等地都廣為風行、現在甚至連西方國家也開始研究；這些不使用印度語的民族，提到關於修行、輪迴、生命這些主題（未必是宗教），常常借用了為數可觀的印度語，像我們所說的「剎那」、「瑜珈」等詞彙都屬於印度語音譯而來。

　還有一個例子是出現在希臘和土耳其之間，這兩國曾有過數百年的民族恩仇，宗教、語言完全迥異，軍事衝突不斷，奇怪的是：彼此生活習慣卻非常近似，因此，我們在兩種語言裡可以發現很多共同擁有的詞彙；其中，由於土耳其人對「吃」特別注重講究，不但取材、烹調、排場等流程都不馬虎，菜色從冷到熱、甜到鹹，也都一應俱全，有學者就指出：單看飲食用詞，土耳其語出現在希臘語字典的比重，是遠高於希臘語出現在土耳其語字典的。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