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1-12 10:54:49Aher

孫逸仙 胡適時論集

【孫逸仙】
  孫逸仙博士於一八六六年出生於廣東省香山縣的一個鄉村之中。這一年偉大的太平天國起義(一八五○—一八六四)結束已經兩年,也是鴉片戰爭後的第二十五年,是滿洲進入中國並建立清朝(一六四四)後的第二百二十二年。
  他曾經這樣說自己:我是一個窮苦人,是一個窮苦人的兒子。我生於貧困,現在仍然貧困。我對奮鬥的群眾總是充滿同情。
  一八七七年十二歲的時候,他來到檀香山投靠他先移民到此地的哥哥,被送到一所小學讀書。三年後,他得到了這所學校的英語二等獎。一八八三年他返鄉回家。從一八八四年到一八八六年,他在香港的中央書院(Queen’s College,後改名為皇仁書院,譯注)讀書。正是在香港,他受洗成為基督教徒。
  一八八六年,他在廣州隨美國傳教士、醫生嘉約翰(John A. Kerr)博士習醫。當一八八七年第一所新式醫學學校在香港創辦時,孫逸仙是第一個註冊的學生。他在此學習五年,於一八九二年畢業,獲得行醫執照。
  隨後他在澳門和廣州行醫。但是這種專業生涯持續未久。因為他已對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深感興趣。他已成為一個決心改革和改造中國的祕密運動的領導人。
  孫博士告訴我們,他的革命思想可追至一八八五年。這一年中國在中法戰爭中慘敗,結果失去了安南。他說在那一年他已下定決心,認為滿清統治必須結束,中國必須建立共和。當時他年僅十九歲。從此以後學校就是他作宣傳的地方,行醫是他走入世界的一種掩護。
  一八九三年,在第一次中日戰爭爆發前夕,孫博士北上向中國的政治家李鴻章上書。作為這位年青人早期政治思想的記錄,這份上書值得重視。在這份上書中,孫博士提出了現代國家的四個基本目標:㈠人能盡其才;㈡地能盡其利;㈢物能盡其用;㈣貨能暢其流。
  第二年(一八九四)中日之戰爆發,中國被徹底打敗;腐朽不堪的統治者的虛弱無能清楚地暴露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
  孫博士認為這是推翻滿清王朝的最好時機。他來到檀香山成立了興中會。一八九五年初他回到中國,開始策劃奪取廣州城作為革命基地的武裝起義。這一計劃經過精心籌劃,經過半年準備,發動了幾百人參加。但起義最終還是失敗,有七十餘人被捕,三人被殺,其中包括一位孫博士最親密的同志,他本人也被懸賞一千兩銀子加以通緝。這時他年僅二十九歲,他後來將此列為他十次失敗中的第一次。
  孫博士從廣州逃脫後來到日本,又經檀香山首次來到美國。一八九六年九月,孫博士從紐約乘船前往英國,於十月一日到達倫敦。
  十月十一日,孫博士為中國使館的官員綁架。他在此被關了十二天。無疑,中國政府是想把他偷偷押回中國,作為朝廷的不共戴天之敵處以極刑。
  由于贏得使館中一位英國僕人的同情,孫博士成功地將這一消息傳送給了他的英國老師和此次英國之行的接待者康德黎(James Cantlie)博士。經過康德黎的努力,倫敦的一家報紙對這一事件作了報導,中國使館立刻成為報界的報導中心。使館人員不得不承認使館中有一位幷不情願的客人!在英國外交部的要求下,孫博士在十月二十三日被釋放。
  這一戲劇性事件使他的名字在英國、歐洲和美國廣為人知。使他在三十歲的時候成為一個世界性的人物。
  而後他仍在英國和歐洲住了兩年。在這兩年中,他的政治和社會思想發展碩果累累。孫博士說道:「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于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為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
  大約就是此時,他對英國和歐陸的社會主義文獻作了研究。他受亨利•喬治的《進步與貧窮》的影響尤深。他決未成為單稅論者;但喬治的地價上漲的社會起源和土地為公共控制的重要性的理論對他自己的社會學說產生了永久的影響。
  一八九八年他離開歐洲後又回到東方,在日本居住兩年(一八九八—一九○○)。他與日本許多政黨的領導人都有接觸。
  中國當時正在巨大的動盪之中。日本、俄國、德國、英國和法國都已攫取了中國的一些重要的領土。這個國家已被劃分為帝國主義列強的「勢力範圍」。關于「瓜分中國」的議論已不絕于耳。
一八九八年發生了使人振奮的「百日維新」,但很快就被以慈禧為首的反動勢力挫敗。隨後引發了一九○○年的義和團運動,招致八國聯軍的武裝干涉。
  在這種形勢下,孫博士認為反清革命的機會再次來臨,于一九○○年秋在廣州和惠州發動起義。這是他的十次失敗中的第二次。
  在本世紀初年,數以千計的中國學生來到日本的各類學校和大學讀書。孫博士在這些成熟的學生中找到許多人接受他的學說和他的領導。這樣,他在一九○五年成立了中國同盟會,發起者中有中國十八個省中的十七個省的代表。每一個代表必須進行莊嚴的口頭宣誓,保證實現盟約,即:⑴驅除韃虜;⑵恢復中華;⑶建立民國;⑷平均地權!
  從一九○六—一九一一年,至少發動了十次起義。(他僅計算了在他自己或同盟會指揮領導下的九次)九次都失敗了,每一次都有許多人壯烈犧牲。但第十次(總第十二次)起義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漢口對面的武昌爆發,最終取得勝利。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內,十八個省中有十三省響應革命號召,宣告獨立于滿清政府。
  這時孫博士正在美國,在科羅拉多州丹佛市一家小旅館中,他從一張晨報上得知武昌起義成功的消息。他馬上東去紐約,而後到英國和歐陸,最後于十一月從馬賽啟程,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到達上海。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召開的臨時代表會議以十六比一的多數選舉孫逸仙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一九一二年元旦,他在南京宣誓就任大總統。
  但同時,有關各省和平的談判正在進行。朝廷已無能力進行任何抵抗。中國的一位政治強人袁世凱這時掌握着一支令人生畏的軍隊。談判的目的便是要爭取袁對革命的支持。
  二月十二日,清帝宣布退位,結束了滿清在中國二百六十七年的統治。十三日,孫博士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呈。翌日,他的辭呈獲准,袁世凱被選為臨時大總統。
  孫博士任臨時大總統僅四十五天。他的辭職是一種自我犧牲的行為,是他的偉大的愛國主義和基督教精神的最好體現。
  不幸的是,他的繼承人原來是個反動派和民國的叛徒。
  在隨後的一些年中,在孫博士重新組成的國民黨和袁世凱領導下的反動勢力之間進行了激烈的鬥爭。在一九一三年新的國會選舉中,國民黨在兩院都占有壓倒多數。但反動派却有軍事和財政支持。國民黨被強迫解散。孫博士只得流亡日本。袁世凱不久便公然稱帝。所有的開明政黨都聯合起來反對他恢復帝制。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他在絕望中死去。但他釋放出的黑暗勢力在他死後依然存在,并在隨後的一些年中胡作非為。
  在後來的十年中(一九一六—一九二五),孫博士常常住在上海,集中精力于研究和寫作,但其間也積極參加了一些反對反動軍閥的革命運動。不過他的成功都是短暫的,而且意義有限。
  一九二四年,他採取激烈行動,以蘇俄共產黨為榜樣,重新改建了國民黨。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一重建比他在民國建立後所有的其他政治和軍事活動都更有意義。此時採取的重要步驟包括:㈠以在全國範圍內吸收青年男女入黨來擴大黨的領導成員;㈡正式允許中國共產黨的成員加入國民黨;㈢任用一些俄國的政治和軍事顧問;㈣復興民族主義,把中國從將近一個世紀以前帝國主義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的歷史枷鎖中解放出來,以此為首要任務;㈤建立在蔣介石領導下的黃埔軍校,訓練新式有理想的軍官作為一支新的革命軍隊的核心。
  雖然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他逝世的時候,這些重要手段的具體效果還未顯示出來,但他在臨終前感到欣慰的是得到了令人振奮的消息:就在這一周,他的軍隊在黃埔軍校年青軍官的領導下取得了擊潰反動軍隊的重大勝利。在他去世後兩個星期,廣東全省就從敵人手中得到解放,并成為新的民族主義革命的堅固基地,這一革命是他夢寐以求的,但直到他去世多年之後,國家才得到統一。
  一九一八年,孫博士計劃以「建國方略」為總題目撰寫一系列著作。他的計劃為隨後一系列的政治活動所打斷,僅出版了以下幾部:㈠《孫文學說》(一九一九);㈡《民權初步》(是美國國會規則文獻的翻譯)(一九一九);㈢《中國的國際發展》(一九二一);㈣《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一九二四);㈤《三民主義》(一九二四)。
民族主義
  孫博士對中國民族主義最偉大的貢獻在于他的個人領導中所蘊含着的巨大活力和力量。這使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重新復甦並成為不可抵抗的動力。首先反對滿清的異族統治,繼而反對外國對中國的占領。他親眼見到了滿清統治的被推翻。但歷史無疑將充分肯定他在新民族主義運動中的作用,這一運動使中國的政治統一成為可能,能持久抵抗日本的侵略并取得最後勝利。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去年中英、中美分別締結新約最終實現了「不平等條約」的廢除。
  中國的民族主義在孫博士領導之下,對中國和世界來說都是非常幸運的,因為在把一種很可能是破壞性的、爆炸性的巨大力量引入溫和的并具有建設性的軌道,他的盎格魯—薩克遜教育,科學訓練和對世界的看法都是巨大的財富。
經濟綱領
  在他計劃的有關民生問題的六次講演中,實際只講了四次。在他留給我們的未完成的文獻中,他的經濟綱領不能說確有許多新意。他的貢獻在于他的折衷和經常的調和。雖然他曾一度願和共產黨合作,但他決未皈依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和唯物史觀。他深信非經濟因素在歷史中的作用—精神、意志和觀念的作用。的確,他的著作《孫文學說》出版時的副標題就是「心理建設」。他一直不厭其煩地宣傳,任何重大的政治和經濟變化之前,必須先有心理的和思想的革命。他的一生,便是信仰的效力的最好證明。
  在《建國大綱》中,他對他的經濟綱領作了簡要的概括。有如下內容:
  ⑴政府必須滿足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
  ⑵每縣開創自治之時,必須先規定全縣私有土地之價,其法由地主自報之,地方政府則照價徵稅,並可隨時照價收買。此後若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會之進步而增價,則其利益當為全縣人民所共用。(注意亨利•喬治《進步與貧窮》的影響)
  ⑶土地之歲收,地價之增益,公地之生產,山林川澤之息,礦產水利之利,皆為地方政府之所有,而用以經營地方人民之事業及種種公共之需。
  ⑷各縣之天然富源及大規模之工商事業,本縣之資力不能發展與興辦者,當由中央政府為之協辦。
  ⑸「節制資本」這一條雖未包括在這一「大綱」之中,但他在演講中常常涉及此點。孫博士決不贊成廢除私人企業或私人資本,但是資本必須因人民的利益而受政府的適當節制。
政治哲學
  在他的整個一生中,孫博士基本是在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影響之下的。瑞士和法國的民主觀念和實踐對他也有重要的影響。
  但他對中國人在千百年歷史中形成的兩種政治制度一直深有興趣。一個是以科舉考試選用文官的制度。他希望能在現代化的形式下保留這一制度。另一個是對政府的監察制度。這是中國特有的一種制度,中國政府藉此創設了對自己的監察和對立面。這一制度還授權政府的一個特殊部門對政府進行監察和彈劾,皇帝本人和皇族也不例外。孫博士同樣也希望他的新憲法能保留這一制度。
  這樣,孫博士設計出了他所說的五權憲法,這五權即行政、立法、司法、考試和監察。
  考試權的意義在于將所有文官都置于據才任命的文職人員制度之中。監察權的意義在于從傳統議會制度中取得一些諸如審訊、訊問、公共調查、聽證和彈劾等半司法的權力,使之成為政府的一個單獨的權力部門。當然也包括對政府財物進行檢查和審計。
  孫博士不喜歡政府的消極或放任理論。他所要的是一個能為國家或人民做大事的強有力的政府。他說對強力高效政府的懼怕來自政治思想的一個基本缺陷—當政府過于強大時對人民控制政府的能力缺乏信任。對政治主權和行政權或效率概念作不同的區分可以救正這一缺陷。政府必須有做事的行政能力,但人民應有對其進行控制的主體權力。以行政能力為代價換得大眾主權的論斷是愚蠢的。民主的目的是控制政府而不是使行政效力癱瘓,是保護人民反對政府濫用權力。
  孫博士認為這種保護在于擴大人民的政治權力。人民必須具有四項政治權力:㈠選舉權;㈡罷官權;㈢創制權;㈣複決權。這些「直接民主」的制度是孫博士從瑞士和諸如俄勒岡等美國西北一些州學來的。孫博士深信,在民主憲政中,人民這四項權力的充分實現將保證防止產生任何政府過於強大,以致威脅人民的安全和利益的危險。
  民初的悲慘經歷修正了這位中國革命之父早期的樂觀情緒,使他產生了「建國三階段」理論。這三階段是㈠軍政或革命階段,㈡訓政階段,㈢憲政階段。
  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則為訓政開始之時。在訓政時期,政府當派曾經訓練合格之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其程度以全縣人口調查清楚,全縣土地測量完竣,全縣警衛辦理妥善,四境縱橫之道路修築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權使用之訓練,得選舉縣官以執行一縣之政事,得選舉議員以議立一縣之法律,始成為一完全自治之縣。
  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為憲政開始時期。全國有半數省份達至憲政開始時期,則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布之。而後全國國民則依憲法舉行全國大選舉。國民政府則于選舉完畢之後三個月解職,而授政于民選之政府。
行與知
  孫博士說,革命和國家建設的最大敵人是心理的和哲學的。他的經歷使他認識到,他在中國取得革命成功的最大障礙就在中國人所信奉的一句哲學格言之中,即「知易行難」。孫博士堅持認為正是這種傳統哲學麻痹了行動,阻礙了進步。
為了抵消這種失敗主義哲學,孫博士提出了他自己的生活和行動哲學:「知難行易」。在他的《孫文學說》一書中,他盡力建立這一明顯的反論。
  他列舉了十組事實作為他的哲學論據。例如,飲食為最平常之事;但有多少人能說知道與進食、消化有關的生理學和與營養構成、營養學有關的化學等全部科學知識呢?這種知識的缺乏何曾阻止過一個人簡單而且必須的飲食之「行」呢?
同樣,對每個人來說花錢是非常容易的事,但甚至對受過訓練的社會科學家來說,要掌握微妙神祕的一門知識,即所謂經濟學,也是非常困難的。
  他列舉的其他例證還有諸如建屋、造船、電學和像做豆腐、製造磁器等早期化學工業。他指出,所有這些都是行先于知,有時甚至無知;所以知的任務僅限于少數人—或是計劃要建一座摩天大樓或要設計遠洋巨輪的設計師,或是電話或電報的發明家,或是要對豆腐的營養價值作理論分析的化學家;而對大多數普通人來說,只要按照那些知之者所設計出來的藍圖去做,即便是像建造現代輪船這樣非常困難的事,也可以「行」。
  只有當人們被那些「畏其所不當畏,而不畏其所當畏」的假預言家們充滿失敗主義的說教所嚇倒時,「行」才成為不可能。這些預言家告訴人們「知易」,而實際是「知難」。他們因為「行難」而畏懼,其實是毫不困難。
  這樣,孫博士的行動哲學告訴我們,大多數人不知亦能行。他們的行動當然可得到知識的幫助,隨着知識的增加他們將行動得更好,但知識却是來自行動的經驗。雖要遵從領導,尊敬知之者,但萬勿讓你對知識的崇敬妨礙了你行動的勇氣!
原稿為:Hu Shih, “Sun Yat-sen,” Contemporary China, Vol. 3, No. 22 (Mar. 20, 1944), pp. 1–4,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館藏號:310-01-01-527-101。
文章出處:胡適時論集8
文章譯者:雷頤
照片出處:維基百科
照片說明:孫中山就職臨時大總統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