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五日：人質危機》：被棄守的原則與暫時守住的堅持

1972 年慕尼黑奧運會，選手村發生以色列運動員遭恐怖份子狹持事件，負責播報奧運賽事的團隊，全體動員，將這起事件放送到全世界民眾的家中...

入圍奧斯卡最佳原著劇本的《九月五日：人質危機》，展現電影的魅力，流暢的敘事、精準的節奏掌控、高超的剪輯，還有一票厲害的演員，讓人看得著迷入戲。電影能入圍劇本獎，絕非僥倖，它透過一起事件，很精準地點出多樣的問題。

新聞團隊的成員有阿拉伯裔、德國人、猶太人，過往的歷史恩怨，存在彼此之間，即便是日常對話，也存在著一絲防備與爭執；團隊中的女性成員，因為自身的性別，成為被忽視甚至貶低的存在，而慕尼黑舉辦奧運，是想要洗脫二戰的罪名，盼能改變德國的形象，卻在德國再度發生猶太人被屠殺事件，迅速勾起人們對於二戰時期的恐怖回憶。

另一方面，電視台透過衛星轉播奧運比賽，想要讓民眾即時跟上最新的運動賽果，但當恐怖攻擊事件發生，新聞團隊也得面臨各種抉擇：如果攝影機捕捉到警方的行動，讓恐怖份子得以在選手村的房內，透過轉播快速掌握警方的動作，作為新聞媒體，該要繼續轉播或是停止轉播？

當所有的新聞台都在搶快以成為第一個放送最新消息的電視台，在未能取得多方證實的情境下，「小道消息」能夠在電視節目中放送嗎？當恐怖份子揚言要殺害人質作為要脅，處決犯人的畫面該如何處理？收視率的重要性是否高過群眾的好奇心、是否可以不顧選手家屬在電視上目睹孩子被殺害的痛苦，只因為「新聞記者有轉播事實的使命」？

「你不想讓他們（人質家屬）在電視上看見孩子被處決。」
「當然，馬文。」
「以色列那邊我不清楚，但大衛貝加的雙親住在俄亥俄州，我很確定他們會看。」
「那就叫他們不要看，我們有更大的責任（新聞真相）。」
「贊助商怎麼辦？」
「贊助商不會在意，他們只在乎收視率！」
「所以我們是要追求收視率？」
「不是，我們只是...我們只是如實追蹤事件的發展。」
「好，那我問你，黑色九月（巴勒斯坦激進派軍事組織），也知道全世界都在看，對吧？所以他們才選擇奧運。假如，我是說假如，他們在實況轉播中殺人，那會是合了誰的意？是我們，還是他們？」

《九月五日：人質危機》從歷史、國族、性別、人性等面向切入，構起一張議題曖昧複雜的道德大網，它考驗在權力與利益之前，人性裡的良善可以被堅持住，或在誘惑之下，覺得破壞一點點的原則也沒有關係？那麼更大的問題會是：當道德的第一道防線被突破，我們有可能退回到原點嗎？亦或者，我們只能往更激進的下一步邁進，鯨吞蠶食，最終會前進到所有人都不樂見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