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三民主義暨共產主義

三民主義暨共產主義與中國（儒家）文化的統一體現在哪里？
一、社會理想的統一
二、運用儒家“仁”的精神的統一
三、運用儒家“禮”的精神的統一


一 社會理想的統一

三民主義的社會理想為何？
孫中山先生說：天下為公。
共產主義的社會理想為何？
馬克思博士說：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孫中山所說的“天下為公”系出儒家《禮記•禮運•大同篇》，是儒家的最高社會理想，也是三民主義的最高社會理想。“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則是共產主義的最高社會理想。
三民主義暨儒家文化所主張的“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以及馬克思所主張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具體內容如何呢？
《禮記•禮運第九•大同篇》：“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馬克思恩格思選集》第三卷：“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在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之後；當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的時候；當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時候；當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的時候，——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現在，我們來看《禮記•禮運第九•大同篇》中最關鍵的兩個句子：
“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這是說人們熱愛勞動，就象害怕自己的力量無處釋放一樣，而且勞動創造的財富不一定非要據為己有。換句話說，就是“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所以，勞動是“自我”能力的釋放，勞動是“自我”價值的實現。所以，勞動“不必為己”，人們都能“各盡所能”。

“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這是說社會的物質財富已經極大地豐富了，人們就象討厭財富一樣，把財富任意的棄置於地，而不是收藏起來，據為己有。換句話說，就是“當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的時候”，人們已經能“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超出這種使人象夏洛克那樣冷酷地斤計較，不願比別人多做半小時工作，不願比別人少得一點報酬的狹隘眼界”（《列寧選集》第三卷第頁）。這時候，社會成員的道德覺悟都得到了充分的提高。所以任何財富都“不必藏於己”，人們都能“按需”取用，而不是大肆攫取或肆意糟蹋屬於社會公有的財富。社會已經可以“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了”。
從這點上講，三民主義暨共產主義與中國（儒家）文化所追求的社會理想是統一的。



二 運用儒家“仁”的精神的統一

仁是儒家思想的內核。它要求統治者在不損害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對被統治階級實行一定的階級讓步措施，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存在於社會經濟領域內的——被統治階級造反的必要性。仁的精神實質，就是使“民”無造反之必要。如何使民無造反之必要呢？首先就是要解決涵蓋社會各階級的“民生”問題，使社會各階級的成員在不改變自身階級地位的前提下就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權利。而這也就是“民生主義”的主要精神，所以民生主義的指導精神與仁的精神是統一的。那麼，此二者與共產主義的關係如何呢？孫中山先生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孫中山選集》第頁）。共產主義是什麼呢？共產主義就是消除“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就是使“勞動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就是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一句話，共產主義首先也是要解決“民生”問題。所以孫先生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因此，三民主義暨共產主義與中國（儒家）文化在運用“仁”的指導精神上是統一的。

三 運用儒家“禮”的精神的統一


禮是什麼呢？《左傳》雲：“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析言之，儒家的禮，就是在行“仁”的大前提下建立的維護一定社會的階級關係和生產關係的道德秩序。它的精神實質就是賦予社會階級秩序以道德的意義，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和消除被統治者造反的思想意識。所以，“仁”就是要使民無造反之必要（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權利就沒有造反作亂的必要）。“禮”就是要使民無造反之意識（亦即使造反作

亂沒有道德依據或沒有意識形態基礎）。“民”既無造反之必要，又無造反之意識，社會就可以長治久安。這兩者中，如果統治者不講“仁”而只講“禮”，那麼，禮就不能為被統治者長期接受，因而也就不能保證統治者的長遠利益。如果統治者不講“禮”而只講“仁”，仁的推行就會使被統治者輕慢其統治，因而在不受“禮”的約束的情況下，便會由思想上的無政府狀態引發現實中的無政府狀態。所以，仁和禮相輔相成，仁禮一體，缺一不可，這就是儒家全部思想的精髓所在。
那末，“禮”在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裏有何體現呢？
民權主義是孫中山吸收近代西方民權與法制思想及中國傳統行政、司法經驗而提出的關於社會秩序的構想。
孫中山“民權主義第三講”：“民權兩個字，是我們革命黨的第二個口號，同法國革命口號的平等是相對待的。”“什麼是叫做平等呢？平等是從那裏來的呢？歐美的革命學說，都講平等是天賦到人類的。”但是“……天地間所生的東西總沒有相同的。既然都是不相同，自然不能夠說是平等。自然界既沒有平等，人類又怎麼有平等呢？天生人類本來也是不平等的，到了人類專制發達以後，專制帝王尤其變本加厲，弄到結果，比較天生的更是不平等了。這種由帝王造成的不平等，是人為的不平等。人為的不平等究竟是什麼情形，現在可以就講壇的黑板上繪一個圖來表明。
第一圖 不平等
帝
王

公
侯
伯
子
男
—————————————————————————————— 民

……因此贊成革命的學者，便不得不創天賦人權的平等自由這一說，以打破君主的專制。……專制帝王推倒以後，民眾又深信人人是天生平等的這一說，……假若照民眾相信的那一說去做，縱使不顧真理勉強做成功，也是一種假平等。象第二圖一樣，必定要把位置高的壓下去，成了平頭的平等，至於立腳點還是彎曲線，還是不能平等。這種平等不是真平等，是假平等。
第二圖 假平等
聖 賢 才 智 平 庸 愚 劣
——————————————————————————— /
/
/
/
/
/
/
/
……所以我們講民權平等，又要有世界進步，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故革命以後，必要各人在政治上的立足點都是平等，好象第三圖的底線一律是平的，那才是真平等，那才是自然之真理。
第三圖 真平等
聖
賢
才
智
平
庸
愚

——————————————————————————————— 劣

由上可見，孫中山民權主義關於社會秩序的構想是充滿道德精神的。在此前提下發端的，“人民與政府分享政權和治權”的權能分立學說，也于一般意義上的法制精神之外注入了道德的內容。所以，民權主義的社會秩序不僅體現為一種法律秩序而且也體現為一種道德秩序。它運用了儒家“禮”的精神，于普通所謂的法律秩序之中特別體現了“禮”的原則。
共產主義的“禮”是什麼呢？列寧寫道：共產主義高級階段上“人們對於人類一切公共生活的簡單的基本規則，……從必須遵守變成習慣於遵守”（《列寧選集》第頁）共產主義社會即是依靠此“公共生活的簡單的基本規則”，確立自己的社會秩序。這種社會秩序的維持依靠於共產主義條件下“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的人們之“習慣於遵守”，事實上也就是依靠于社會成員之共產主義的提高（亦即道德水準的提高）。因而，這種社會秩序的實質也是一種道德秩序，也是一種“禮”。
所以，三民主義暨共產主義與中國（儒家）文化在運用“禮”的精神上也是統一的。

四 三民主義暨共產主義與中國（儒家）文化的

差別性和統一性之關係


（一）差別性
毛澤東同志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在延安各界慶祝史達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孫中山先生說：“我們革命黨向來主張三民主義去革命”（《孫中山選集》第頁）。由此可見，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革命的主義。但是，其革命的性質卻有所不同。三民主義是“孫中山提出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綱領”（《簡明政治學辭典》第頁）；而共產主義則是“無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系，同時又是一種新的社會制度”（《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頁）。那末，儒家思想如何呢？儒家思想是“封建統治階級統治人民的思想武器”（同上，第頁）。所以，作為革命學說，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有著階級性的不同；作為社會科學，三民主義暨共產主義與儒家思想不僅有階級性的不同，而且有革命與非革命的不同。
（二）統一性的辯證性
三民主義暨共產主義與中國（儒家）文化的統一是辯證的統一，而不是簡單的機械的結合。我們要把儒家的仁和禮，看作是能夠為一切階級社會和非階級社會所共同適用的超歷史超階級的統治原則和社會管理原則，而不是機械地把它僅僅看作是封建社會的所謂“仁政”和封

建禮教之三綱五常。我們也不能把民生主義很局限地理解為“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而應該把它看作是致力解決民生問題的精神及其一切方法的總的稱謂。我們也不能把對民權主義的理解局限在“五權憲法”的狹小範圍，而應該把它擴大為“人類一切公共生活的基本規則”。我們更不能把共產主義理解為呆板的缺乏聯繫的僵死的教條，而應該把它看作是需要不斷發展和不斷取得新的營養補充的理論體系。所以，三者之統一，僅僅是在這個意義上的統一，是辯證的統一。
（三）三者之統一的意義
儒家思想是統治的學說，但是它也主張“逆取順守”，承認“湯武革命”的正義性。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是革命的學說，但它們同時也是建設的學說。因此，儒家思想與三民主義、共產主義都是革命與統治兼顧的學說，前者側重於統治（即階級秩序的建設），後者側重於革命（即階級秩序的變革）。所以，三者之統一可補各自的不足。這是其一。
其二，儒家思想“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主幹，它的影響遠及東亞諸國”（《簡明哲學小辭典》第頁），是東方文化的最高成就之一。共產主義是“自有人類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頁）思想體系，是近代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之一。三民主義則代表了近代東西方文化結合的最有價值的嘗試。所以，三者之統一具有極其深遠的歷史意義和極其深刻的現實意義。

五 大同（共產主義）理想的現實基礎

共產主義（大同）社會是在“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和社會成員的道德水準都充分提高的基礎上產生的一種高級社會形態。所以，社會財富的充分湧流和社會道德的充分提高是大同社會的兩大柱石和基本前提。沒有社會財富的充分湧流，談不上按需分配；沒有社會道德的充分提高，也談不上“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因為按需分配的首要問題，就是需要的標準問題。而人類的需要總是一個不確定值，它總是隨著國家民族的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不同和具體的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所以，需要永遠是一個不確定值。即使是同一個人，他在“此一時”對“需要”的要求與“彼一時”對“需要”的要求也會有極大的不同。所以，共產主義社會只能是經濟與道德的統一體，只能是社會化大生產與集體主義道德的高度綜合。歸根到底則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必然結果。——因為集體主義道德必然而且也只能來源於個人與集體的緊密聯繫，高度的集體主義道德只能是充分的社會化大生產之必然的意識形態。
只有社會化的大生產發展了，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才可能充分湧流；只有社會化的大生產發展了，個人與集體的聯繫才會不斷加強；個人與集體的聯繫加強了，集體主義才會逐漸由一種社會道德變成一種生存之道。而只有當集體主義道德變成人們的生存之道的時候，集體主義的原則才會真正成為社會成員的生活必須，人們才可能“很快從必須遵守變成習慣於遵守”。所以，共產主義（大同）社會決不是可望不可即的神秘的天堂，而完全可以是人類奮鬥的傑作。其所由實現的途徑便是：一、發展社會化的大生產，解決民生問題，即行“仁”；二、提高社會成員的道德水準，建立集體主義的社會道德秩序，即建立集體主義的“禮”。這就是立足於三民主義暨共產主義與中國（儒家）文化之統一的共產主義（大同）社會的要諦。

最後，總結起來講，三民主義暨共產主義與中國（儒家）文化的統一是科學的也是必要的。只有統一才能使中國（儒家）文化獲得新生，也只有統一才能使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更加完備更加雄壯其強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