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論（１１）－－詩經與史詩問題

每一個有著輝煌過去的民族，通常都會有一部開天闢地的古老詩歌作起首，譬如蘇美人的吉爾伽美什，印度人的黎俱吠陀，和後來更為通行的摩訶婆羅多及羅摩衍那兩大史詩，希臘人的荷馬史詩，在東亞，卻沒有這樣的古老宏大的史詩，中國是詩經，而日本是萬葉集，都呈現一種民歌采風的形式．

因此，引起了一個疑惑，那就是為什麼中國沒有史詩？這個問題和中國為什麼沒有歐幾里得，都一樣是個耐人尋味的問題．俄國當代漢學家李福清認為史詩的特徵是英雄崇拜和講述宇宙觀，從這個標準來看，中國只有西遊記最接近史詩的体制，而西遊記出現的時候已經是中世紀結束的近現代，西遊記的主人翁照胡適的說法，牠的原型是印度史詩中的神猴哈里曼，西遊記的宇宙觀又是引自佛教的四大部洲之說，顯然屬於印度文化影響下的一個結果．

古老的詩歌，大多形成為各民族本族文學的源泉，從上面提過的幾部史詩或詩歌集對各該民族後來的影響就可以證實，這其中，很多還身兼神聖經典的地位．

譬如現在要討論的詩經，是論語最常被提到的經典，似乎在儒家的早期，特別是孔子在世的時候，詩和禮是兩個重要的部門，易經是孔子晚年才開始深研的，春秋是周遊列國重返故里後才開始刪述的，而尚書那時的重要性也還不夠．

所謂”不學詩無以言”，詩經的種種型模很早預示了中國古典文學的方向，固定言數的詩体，一直到傳進胡樂，出現曲牌，才漸漸打破，另外，敘事詩不發達也是詩經影響的一個痕跡．詩經雖然有以民歌為主体的十五國風，但是與之鼎足而三的雅和頌都是和政教有關的頌詩，十五國風中又不乏政治諷刺詩，以至於在早期成集的時候，就已經常出現在外交場合，甚至裏面許多很淺白的民歌都被硬被強加以政治化的詮釋方式，民歌風，詠物風，泛政治性格，這些都隨著詩經的傳統持續流傳影響到後代中國詩歌的發展．

李辰冬教授曾經提出一個有趣的說法，他認為整部詩經只有一個作者，那就是尹吉甫，尹是周宣王的大臣，是少數在詩經中出現名字的人．所謂”吉甫作頌，其詩孔碩”，雖然不能肯定李的大膽說法，至少詩中的周頌，大概是尹所作無誤．但也可以認為尹就是王家為体察民情，出面采風民歌的代表人物，過去，采民歌以補治道的說法，一直是詩經起源的主流學說，所以在國風中出現政治諷刺詩，毋寧是理之必然．

中國最古老的詩歌聖典，雖然有它的民歌根源，但一開始就充滿了政治和官方色彩，確也為不爭的事實．”文以載道”是中國文學古老的傳統，在詩經的身上已有刻劃，這”道”是”治道”的道，更是這一傳統最重要的精神．至於史詩，緣何不見，倒也隱隱然可知箇中原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