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陷入新一輪動蕩期：從「阿拉伯之春」步入「阿拉伯之冬」？+ 從阿拉伯之冬（春）看阿拉伯世界宣教的挑戰※

※非洲陷入新一輪動蕩期：從「阿拉伯之春」步入「阿拉伯之冬」？※

                  2019-04-16 in 國際

最近兩周以來，非洲已有兩個國家出現了非正常的政權更迭，一個是阿爾及利亞，另一個是蘇丹共和國（北蘇丹），都是國內出現大規模街頭抗議活動，要求長期統治國家的老總統下台，繼而軍方在民意壓力下進行「逼宮」，迫使老總統辭職。在非洲近些年的政治演化中，這種現象已不是新事物，甚至可謂新常態，前年的津巴布韋、岡比亞，乃至「阿拉伯之春」時期的埃及、突尼斯，都是以「全民街頭抗議，促使軍隊逼宮」這樣的路徑，實現政權更迭的。

阿爾及利亞和蘇丹，既屬於非洲，又是阿拉伯、伊斯蘭國家，因此這兩個國家既存在非洲國家的缺陷，又兼具阿拉伯世界的通病。獨裁統治、老人政治、經濟結構畸形、民族宗教矛盾突出、極端主義猖獗等等，加之長期遭受外部制裁和干預，最終導致政府垮台。

除了上述這些老生常談的因素外，阿爾及利亞和蘇丹還是非洲、阿拉伯世界的人口大國，特別是年輕人佔比很大。大量年輕人沒有穩定收入，缺乏足夠的晉陞渠道，容易將自己的不幸歸咎於長期戀權的政治老人及其利益集團，認為是這些人不退休導致自己無法向上爬。當經濟民生方面一有風吹草動，民眾就立刻把矛頭對準老總統。所以最終導致的政權更迭，屬於意料之中的事。

阿爾及利亞和蘇丹亦是非洲和阿拉伯舉足輕重的國土面積大國，但國土大多被荒漠覆蓋，人口分布不平衡，各地方來往交通不便，這就導致民族分離勢力如魚得水。特別是蘇丹，繼南部丁卡族脫離蘇丹獨立，建立南蘇丹共和國後，蘇丹西部的富爾人亦希望獨立成為「達爾富爾共和國」，由此遭到了巴希爾總統的強力鎮壓，達爾富爾衝突一度受到了國際社會高度重視，世界各大國還為此發生爭執。阿爾及利亞沙漠地區的圖阿雷格人也存在強烈的獨立意識。民族分離主義加劇了這兩國的動蕩。

國土廣袤，資源自然不少，但資源卻是一把雙刃劍。阿爾及利亞是世界主要產油國之一，蘇丹在南蘇丹獨立之前也是重要石油出口國。這兩個國家因此不思進取，一味指望靠石油資源坐享其成，隨着高油價時代結束，兩國經濟迅速惡化。尤其是蘇丹，由於石油主要儲存於原來國土的南部，當南部獨立成為南蘇丹共和國后，北蘇丹失去了石油命脈，蘇丹巴希爾政府原指望靠本國較為發達的煉油技術，從南蘇丹進口石油進行加工提煉以獲得經濟收益，但南蘇丹在獨立后不久便陷入內戰，導致石油出口受阻，連帶着令北蘇丹的經濟也遭遇重創。

宗教和極端主義問題更是兩國的頑疾。阿爾及利亞在上世紀90年代就因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發難，而陷入內戰狀態，造成十萬人喪生，布特弗利卡總統臨危受命，用鐵腕手段打擊了極端分子，結束了內戰，可以說是阿爾及利亞的再造英雄。但布特弗利卡對經濟問題處理不佳，對於民眾合理訴求一概粗暴回應，使得極端主義的溫床並未被根除，加之鄰國利比亞、馬里等相繼發生內戰，並大量湧現恐怖組織窩點，令阿爾及利亞安全形勢近年來不斷惡化。布特弗利卡80餘歲高齡，對國家的治理能力每況愈下，也是阿爾及利亞重新動蕩的原因之一。

如果說阿爾及利亞老總統布特弗利卡在反恐方面有功於國家的話，那麼蘇丹老總統巴希爾就不甚光彩了。巴希爾依靠軍事政變上台，為了鞏固權力，他與國內外伊斯蘭教勢力長期合作，同拉登、穆斯林兄弟會和宗教政黨烏瑪黨關係曖昧，甚至一度同烏瑪黨領袖薩迪克·馬赫迪共治天下。為了迎合宗教勢力，巴希爾強化並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沙里亞宗教法，奉行阿拉伯人至上政策，導致蘇丹南部基督徒分道揚鑣，此外科爾多凡地區和達爾富爾也對巴希爾的政策高度不滿，叛亂此起彼伏，釀成當今蘇丹亂象的惡果。

此外，阿爾及利亞和蘇丹都是與西方關係並不親近的國家，蘇丹還一度是美國的死敵，至今仍然遭受着美國制裁，這也是此二國經濟困境的重要原因。本次兩國出現大規模街頭運動，抗議者就得到了西方的支持，西方還喊話阿爾及利亞與蘇丹政府不要鎮壓抗議者，否則會招致更大制裁，並且對這兩國的軍隊施壓，要求軍方拋棄老總統。

蘇丹在經濟方面走投無路時，巴希爾曾寄望大金主沙特給予援助，但沙特對蘇丹的經濟援助是有代價的，那就是要求蘇丹派兵投入也門戰場，為沙特充當炮灰。幾年來，喪生在也門戰場上的蘇丹軍人已接近萬人，蘇丹民眾反戰情緒日益高漲，指責巴希爾用本國人民的性命為沙特賣命。

阿爾及利亞和蘇丹是非洲、阿拉伯世界亂象的縮影，儘管阿爾及利亞、蘇丹兩國情況存在很多差異，他們與其他非洲和中東國家也有所區別，但導致政權顛覆的主要因素是類似的，他們和此前在“阿拉伯之春”中倒下的幾個政權，在“病因”上也有着一致性。因此，有人認為這兩國的改朝換代是“阿拉伯之春”的延續。

那麼，阿爾及利亞和蘇丹的前途如何，是否也會像「阿拉伯之春」的那些國家一樣，迅速步入「阿拉伯之冬」，陷入無盡的混亂之中呢？這種可能性是很大的。

阿爾及利亞和蘇丹儘管是阿拉伯、伊斯蘭國家，但離國際焦點的中東核心地帶尚有一段距離，地緣上與其他非洲國家更接近。兩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和中東多數國家差距明顯，與貧窮的非洲更為一致。更加貧窮，更加不受國際社會重視，加之此二國的周邊鄰國利比亞、埃塞俄比亞、馬里、南蘇丹等極其動蕩，溢出效應顯着，因此兩國的未來安全形勢很難被看好。

如果阿爾及利亞和蘇丹從此走向更加高烈度的動蕩趨勢，加上已經一團糟的利比亞、索馬里等國，以及形勢非常脆弱的埃及、突尼斯等，那麼非洲北部、東部和西部可能會陷入一片混亂，導致規模空前的人道主義危機。而列強對非洲興緻寥寥，很少會採取像對待中東那樣強力的反恐行動，至少在最初幾年，力度不會太強，因此非洲的前途很不樂觀。

這次出現政權更迭的阿爾及利亞和蘇丹，同中國的關係非常緊密，不同於部分非洲國家與中國的友誼只依賴金錢，阿爾及利亞、蘇丹與中國經常榮辱與共，攜手處理重大國際問題。阿爾及利亞是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的主要推動者，而布特弗利卡正是那時的阿外交部長。蘇丹政府則是因為10年前的「達爾富爾問題」，在遭遇西方大規模製裁的關鍵時刻得到了中國的鼎力相助。阿爾及利亞和蘇丹更是中國重要的石油來源國，中國在這兩個國家的投資規模巨大。本次的事件是對中國外交智慧的重要考驗。

以阿爾及利亞和蘇丹的體量，此二國的政治演化對非洲影響重大，非洲很可能陷入新一輪動蕩期，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需要立即加以應對，必要時對非洲的安全形勢採取行動，以免更大的動蕩發生。

聯合國「西亞經濟與社會委員會」（ESCWA）報告指出，「阿拉伯之春」運動已經使中東地區累計遭受經濟損失高達6140億美元（台幣19兆6480億元）成長。

           

           ※從阿拉伯之冬（春）看阿拉伯世界宣教的挑戰※

         *曾錫華*香港建道神學院跨越文化研究係主任及副教授 

§「阿拉伯之春，又稱『阿拉伯的覺醒』、『阿拉伯起義』，是指自2010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亞的阿拉伯國家和其它地區的一些國家發生的一系列以『民主』和『經濟』等為主題的社會運動，這些運動多採取公開示威遊行和網絡串連的方式，其影響之深、範圍之廣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關注，從2011年初開始至今尚未完全結束……截至2012年6月，此阿拉伯革命已經成功推翻了突尼斯、埃及、利比亞及也門等4個國家政權。」§ 

「阿拉伯之春」是西方媒體所稱自二○一○年十二月在突尼斯（Tunisia）一些城鎮爆發動亂以來的阿拉伯世界（Arabic World）的一次革命浪潮，從名稱上我們可以想像到西方媒體的樂觀及雀躍心情，在他們的報導中，人可以預見因為阿拉伯世界的各地民眾都會走上街頭，要求推翻本國的專制政體，一個新中東即將因而誕生，而帶領這個阿拉伯世界新秩序的將是一群擁抱西方價值（民主、自由、人權、平等）及諳熟網際網絡（全球化的主要工具）的年輕一代。

當然這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隨著美國（U.S.A.）電視女主播在埃及開羅（Cairo, Egypt）解放廣場被示威群眾暴力侵犯，險些命喪當場，以及利比亞（Libya）內戰和英國（United Kingdom）、美國及法國（France）空軍的支持反對派的空襲，結果是國內石油資源由法國及意大利（Italy）分別掌控，為該國建設的數萬中國工人被迫倉卒離開，留下的是一個四分五裂，由個別部落控制的軍閥社會，敘利亞（Syria）經過兩年的內戰，聯合國報稱至少已有六萬平民因而死亡，但戰亂仍平息無期，「阿拉伯之春」的美夢已成為惡夢。

對阿拉伯世界（以阿拉伯語為官方語言的國家，包括中東及北非超過二十個國家）的宣教事工而言，這不單是惡夢，而是現實的寒冬！絕大部份的西方宣教士都和他們的同胞被迫撤離，只有一些非西方的同工仍能留下，但受最大影響的不是宣教士，而是當地少數的基督徒，當中包括世代生活在當地的正教會（Orthodox Church） 信徒 ，例如埃及正教會（Coptic Orthodox Church）及福音派信徒，當中不少因為逼迫及恐懼而移民到別的地方，令人心碎的是伊斯蘭教一千多年的統治未能令基督徒的見證在當地完全消滅，但今天當地的基督徒群體真的面臨滅頂的風浪，我們要明白穩定的社會及有效的管治對宣教事工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西方媒體所預期的阿拉伯世界新秩序確實出現，但卻並非他們所預期的，為甚麼呢？個人以為這是受西方兩個流行的思想誤點所影響。首先是簡化（reductionism）的標籤手法，堅將現實複雜的人和事簡化，結果是將多元及複雜的阿拉伯世界與文化過分簡單化。事實上，每個地方及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歷史、地理及文化，雖然說同一種語言及宗教，但仍有重大的差異，所以將他們籠統說成一體，實有欠公允，簡單易明的標籤手法委實非常有吸引力，但對了解事情幫助有限，對解決問題更是一無用處！

但更具傷害性的卻是黑、白二分的倫理思維模式（非友則敵、非善則惡），這是政治鬥爭經常使用的手段，結果是消楚分明的對立，加上人性的「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傾向，壞蛋、罪人自然就是與我不同的異類，與西方所認為的核心價值不同的就是壞人，應該被消滅，這只是替天行道。

文明衝突論

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所論述的「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可以是一個典型的範例。按照亨廷頓的觀點，全球史無前例地出現多元文明，這個時代的人面臨最嚴峻的衝突不在於意識形態不同，也不限於政治或經濟等領域的碰撞，而在於文化及其差異。亨廷頓相信一切衝突的根源乃是文化上的衝突，只有明確知道自己反對甚麼，才可以明言自己需要甚麼。那就是說，首先要確定真正的「敵」，才找到真正的「我」。那是一道敵我分明的文明防線，亦即一道必然存在，並可預見及無可迴避的戰線。

正如上文所指出這樣的思維模式第一個錯誤過分簡約：首先他將文明籠統分成兩大類，一是西方文明，第二是伊斯蘭文明，然後再將多元化的衝突的問題簡約成為所謂的「文化衝突」。他更假設兩個文明之間必然存在「敵」、「我」關係，敵人是一無是處，沒有值得我們學習及保存的，而自己卻是最好的，沒有需要改變的地方。

已故巴勒斯坦基督徒學者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W. Said）撰文「無知的衝突」（The Clash of Ignorance）來批判這套文明衝突論，他指出，亨廷頓與一眾文明衝突論者顯然無暇思考不同文明的內在動力：「大部份現代文化的競爭，乃關乎文化的定義與詮釋」；而「絕大多數的煽動與無知，都跟擅自為整個宗教或文明代言相關」。姑勿論亨廷頓是否能代表西方文明發言，但肯定的是他並不具資格將多元、複雜的伊斯蘭世界混為一談。

無何否認亨廷頓的理論能幫助我們明白某方面的人對世界前景的看法，他這論述確是符合很多西方政府及人民的想像，因此也無形地影響了西方主流媒體的世界觀。基督徒，包括宣教士都是所屬社會文化的產品，因此我們必須留意我族中心主義，多方查考及反思。

我族中心主義並非西方專有的同題，華人亦面對同樣的挑戰，要化解過分簡約及敵、我意識的捆綁，華人宣教必須按照《聖經》的原則，首先就是主耶穌的道成肉身原則，主耶穌並非降生後便立刻宣講事奉，祂乃是以毫無威脅感及侵犯性的嬰孩身分降生，經過三十年的生活及成長後才全力工作，這是我們華人急功近利文化所必須留意的。要避免過分簡化及標籤化的陷阱，我們必須願意花時間及精神去好好學習對象的文化及語言，阿拉伯世界是多元及複雜的，各地各族都有特點，所以我們必須願意在當地長期生活、深入了解、小心研究、探討及分析，這樣工作才能合乎正道。

其次也是回到《聖經》的榜樣，宣教士要明白自己的身分，千萬不要隨便製造敵人，不單要成為福音對象的朋友，更要追求成為他們的祝福，因為這就是宣教使命的目的，我們要好像阿伯拉罕、約瑟、彼得、保羅等成為神賜福的出口，以善勝惡，以祝福代替咒詛是《聖經》清楚的教導。